圣汉元年，五月望日，洛阳太学明堂之前，博士弟子、文武百官肃立无声。
王朗手持玉笏，不待天子点名，便慨然出列，将奏疏呈上，并简要地阐述了近日天象谶纬有变，希望天子缓和施政的内容。
接着，他补充道：“陛下，臣今日进言，非为标异，实出忧国。谶纬之中虽有流弊，然天象变异、地理异常，实为上天警示。”
“昔文帝因日食而罪己，遂有文景之治。宣帝察地震而修德，乃致中兴之业。臣欲借天象以谏人事，此心可鉴日月！”
刘榭未置可否，目光转向尚书令诸葛亮：“孔明，朕欲闻卿对此学之高见。”
诸葛亮应声出列，从容应答：
“陛下垂询，臣谨陈愚见。《周易》有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然圣人观象，意在通晓事物变化之理，而非沉溺诡秘怪诞之谈。”
“谶纬之书多出西汉哀、平之际，内容驳杂，真伪难辨，与圣人正经不可同日而语。”
王朗立即反驳：“诸葛尚书此言差矣！光武皇帝中兴汉室，亦曾借《赤伏符》以应天命，岂可因后世有伪作而全盘否定？”
“且《周礼》明载保章氏掌天星、辨吉凶，此乃古礼，如何会是虚妄？”
“景兴公精研《周礼》，亮深敬佩。然《周礼》所载，乃通过观测星象以助农时、定历法，此是‘观察以致用’，与后世谶纬牵强附会、妄言休咎，岂可混为一谈？”
王朗气息渐促：“纵有流弊，亦不可因噎废食！孔子修《春秋》，记载灾异百二十二，莫非皆是无用？”
“《春秋》载灾异，是‘藉天象以谏人事’，其本在规劝君主修明政事。正如文帝时见日食而下诏罪己、举贤良、问民生，此方为正途。”
“而谶纬之中，‘亡秦者胡’‘代汉者当涂高’等隐语含糊，王莽借此篡逆，袁术据此僭号，岂非惑乱天下？”
王朗再举祥瑞：“‘河水清三日’乃千年祥瑞之兆，此又作何解？”
诸葛亮微微摇头：“黄河水浊，因流经之地树木稀少，携带泥沙。若上游降雨稀少，泥沙沉淀，下游自然暂时澄清。”
“此乃地理水文之自然变化，与圣人出世有何关联？若依此说，我朝江河清澈者四季常有，莫非处处皆有圣人临朝？”
王朗犹作最后抗争：“史载‘雌鸡化雄’，阴阳颠倒，岂非上天警示？”
“景兴公可曾细究，史册中记载了哪一次，是因朝廷察知此异象而真正避免了大祸？”
“相反，元帝时，有人借此构陷皇后家族，致使忠良去职，朝局动荡。母鸡生理变异本属偶然，何须附会天意？”
“景兴公，亮今日力陈谶纬之弊，并非否定敬畏之心。然治国如良医治病，需望闻问切，对症下药。”
“若医者不顾病人体征，只观星象、卜龟甲来断病，是救人还是害人？”
他环视全场，声音沉静有力：
“治国之道，在于选贤任能，使实干之辈脱颖而出；在于发展生产，使山川林泽物尽其用；在于强兵安民，使忠勇将士保境安民。”
“试问谶纬可能产出粮食以解饥馑？可能锻造刀剑以御外侮？若不能，则于治国安邦，不过无用之虚言，甚至有害之迷障！”
最后，他直视王朗，掷出那句儒家经典：
“岂不闻至圣先师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不语怪力乱神”七字一字一击冲进王朗心头。
他身躯摇晃，脸色由红转白，在身旁王肃的搀扶下才勉强站住。
刘榭见时机已到，缓缓开口：
“孔明之言，尽在实处，朕深以为然。”随即转向王朗，语气缓和：
“王卿之心，朕亦知晓。尔忧国忧民，欲借古制以匡正君上，此乃老臣谋国之忠，其心可鉴。”
话锋一转，天子追忆起年少时光：
“治国之道，重在实际。朕困于许都时，有三位先生启迪甚深。”
“其一，孔融孔北海，常与朕讲论《春秋》‘民贵君轻’之义，其风骨，朕至今铭记。”
提及孔融，众人神色复杂。这位因直言被诛的名士，此刻被天子追念，寓意深长。
“第二位，便是已故太傅荀悦荀公达。彼时朕形同傀儡，公达先生奉命侍讲，不仅授朕经史，更与朕探讨治国之道。其所著《申鉴》，尤以《俗嫌》一篇，直斥谶纬之非！”
众人皆惊。荀悦乃儒学大家，他的批判分量非同小可。
刘榭引述道：“先生言：‘善为政者，恃德不恃卜……不卜而事知者，圣也；必卜而后事知者，隘也。’”
这直接将依赖谶纬者归入狭隘之人。
“先生更言，‘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盖发其伪也！’”
此言更是石破天惊，直接从源头上否定了谶纬的神圣性，王朗闻言如坠冰窖。
刘榭话锋一转，从谶纬转而阐述荀悦的治国体系：“先生还提出了人主‘四患’：一曰伪，巧诈虚饰；二曰私，徇私枉法；三曰放，放纵欲望；四曰奢，奢侈靡费。”
“此四者不除，则政令不行，民心离散。”
伪、私、放、奢！四字如镜，照得不少官员暗自心惊。
“去此四患，需行‘五政’以兴王道！”
刘榭继续道：“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
农桑、好恶、文教、武备、赏罚，这五个方面构成了完整务实的治国框架，无一语及虚无缥缈的谶纬。
刘榭最终看向荀彧：“朕的第三位先生，便是文若。论荀氏家学，天下无过于卿，就朕刚才所说，卿不妨为诸生讲解一二。”
荀彧稳步出列，从容不迫：
“陛下圣明。先兄著《申鉴》，意在申明历史教训。其于谶纬之态度，陛下已明。臣再略作补充，世人多惑于天命，然天命何在？其在民心向背，在国力盛衰，在政令得失，非在幽隐难明之谶语。”
他举实例佐证：“王莽笃信符命，然其政令扰民害民，致使民心尽失，纵有万千祥瑞，何救其败？此为‘伪’而不实、‘私’而害公之典型！”
又剖析汉末乱象：“光武之后，遇灾异则策免三公，然朝政可有好转？宦官之祸可曾消减？此乃只重形式，不务实际，徒具虚文！”
“因而，谶纬一说，实为天下之患。”
最后，荀彧总结道：“陛下推行屯田、改进农具，正是‘兴农桑’。”
“严惩贪腐、澄清吏治，便是‘审好恶’；开科举、兴太学，即是‘宣文教’。”
“整军经武、定乱安邦，乃为‘立武备’。”
“明赏罚、统法度，合于‘明赏罚’。由是五政统合，为治国之实政！”
荀彧这一番论述，令太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许多博士也频频点头。
《新汉书·荀悦传》：建安十四年，悦薨。帝闻之恸哭，追赠太傅、兰陵侯，谥曰“文成”。制曰：“昔年许都，助朕脱困，入于荆襄，为朕安民。今中兴在望，而卿不及见，呜呼哀哉！”命其子主祭，葬仪同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