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了一系列人事布局——目送杨大力部南下，安顿好刘兴先、孙有福，与方助仁长谈之后，李来亨将自己关在帅帐之内，又进行了半日的长考。在与众人交流前，他需要自己先有一个腹案——这支军队需要在哪几个方向进行调整
案桌上放着一张空白的草纸，李来亨却并没有写字。他紧闭双眼，一幕幕复盘着之前的一切——承安镇、莲花山、寿阳坞堡，这一路走来，自己面临着哪些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问题很快浮现在他心头——来源复杂、建制混乱。
他的“破虏营”，早已不再是最初那支精悍的奇兵营。如今这支近一千五百人的大军，经过数次补充和收编重整，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烩——有他自己的嫡系，有马如青和刘兴先这样后营的老兵，有王世威这样李大勇留下的残部，甚至还有从前营收拢的零星溃卒。
各支部队的编制也五花八门，一个“哨”的人数，从六七十到一百三四十不等，导致每个部总的兵力都不太一样。这种混乱平时不易暴露，可一旦陷入类似承安镇的混战，因对各支部队真实兵力的认知有偏差，调度失误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他想了想，在纸上写下了第一点：“要统一编制”。
很快，连带的第二个问题也浮在心头——编制不清，便指挥困难。
这点在莲花山其实更为明显，打到最后，山上和山下的战场其实是脱节的，这既有地理的因素，其实也存在指挥上的问题，那一战他和韩忠平都在山顶，张能则在后方，这样山下各部其实缺乏一个现场的指挥核心，最终在前期的伏击成功后，就被清军反复拉扯后各自为战，导致山下各部的损失其实远大于山上。
这既有郑百川被处决后，缺了一个中级指挥官的原因，也源于架构本身的缺陷。
原有的“掌旅-部总-哨总-队长”架构，在莲花山上千人的协同作战中就已经十分吃力。
主要的原因是，掌旅以上一级主官指挥的压力过重，而部总手上的力量又太少。
很多时候一个掌旅要直接指挥三个以上的单位，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一旦战线拉开，多点交战时，指挥压力就会过大。
而一个部总手上一般只有二个哨，兵力少的甚至还不到200人，根本就承担不起独立作战的职能，一对一都很难打过清军一个正经的牛录，更遑论旧明军的一个标准司。
因此必须在统一编制的同时，让能独立作战的单位兵力更加雄厚一些，这其实有几种思路可以参考。
第一种，就是大部分旧明军的既有营编制，五人为伍，十伍为队，十队为司，二司一部，这样形成一个标准的1000人左右单位，然后一至三个部就能组成明军一个独立作战的营。
但李来亨最先排除的就是这个思路，该编制中司与队衔接生硬，需到司级才具基本战力，显得臃肿且缺乏灵活性。
第二种，就是戚继光在绩效新书中总结的12人为一队，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哨官，四哨官为一总的队-哨-哨官-总四级800人编制。他的扩大版本则是国姓爷最后确立的左右武卫、左右虎卫编制，6人为一班，十班为一副领，二副领为一正领，四正领为一协，四协为一镇的班-（副领）-领-协-镇的五级约2000人编制。（注：杨英先王实录最后又写一镇一千二百人，我一直没太看懂）。
这种方案经过戚帅和国姓爷严选，是可以闭眼选的类型，但对李来亨来说，一是对中高级军官的素质要求高，基本每个层级都要指挥四个下属单位，第二就是不太适合扩编。
第三种，就是《晚明》里陈主任崇祯五年文登营的编制，16人为一队，三队为一旗，二旗为一排，二排为一连，二连为一司，二司为一千总部的队-旗-排-连-司-千总六级约1000余人的编制（如果算上伍的话就是七级编制）。
陈主任的思路就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编制设计，也留出了基于相关编制充分的扩军空间，问题就在于军队层级对现在的破虏营还是有些太多了。
后两种思路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自己的区别。仔细考虑了之后，他心中便定下了两种打算拿出来讨论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借鉴戚继光和国姓爷的方案，还是保持原有的司-部-哨-队-伍五级架构不变，但是增大哨的编制，即
以十人为一伍，设伍长；五伍为一队，设队长；四队为一哨，设哨总；两哨为一部，设部总，两部为一司，设掌旅，统兵八百。
第二个方案就是近似陈主任的方案，在哨和部之间增加一个旗的编制，即司-部-旗-哨-队-伍，与第一个方案主要的区别就是，哨之上，两哨为一旗，增设一个旗总，统兵二百；两旗为一部，设部总，统兵四百；两部为一司，设掌旅，统兵八百。
这套方案，每一个层级的指挥官，都只需管理两名直接下属，大大减轻了指挥压力。而且也极易扩展，如果需要增加兵力，司、旗、部三个层级都可以再灵活的扩大兵力。
虽然具体采用哪种方案，李来亨打算和相关人员讨论后再做决定，但仍先行写下‘优化指挥层级’作为第二要点。
解决了编制和指挥的问题，李来亨在军事上考虑的依然是短期内最关键的问题——最极端的情况下，如何独立与唐通作战的问题。
他拿起山西地区的舆图，找出了从寿阳到府谷的粗略路线，那是一条贯穿整个山西西北地区的行军路线。他的目光，在静乐、岢岚、岢岚州、保德州、府谷这几个地名上反复逡巡。
之前在承安镇和莲花峰，都是有限战场下的作战，他也不需要考虑长期的粮草和后勤问题。
但如果所在府谷附近作战？
那孤悬于黄河之畔的险恶之地。东面，是态度暧昧、随时可能反叛的降将唐通；北面，是虎视眈眈的蒙古诸部；东北方向还有随时可能出动的姜瓖部叛军。
他几乎可以预见，一旦唐通真的反叛，自己指望义父从延安，或者高叔叔从绥德派出的援军都是远水不救近火！到那时，他能依靠的，只有自己麾下这支兵马。
未来的战斗，也绝不会再是守在一个村镇或隘口等待敌人上门，那将是跨县、乃至跨府级别的大范围机动作战。他可能需要率领部队，长途奔袭数十甚至上百里，去突袭叛军营地，乃至堵截蒙古人和姜瓖部增援叛军的通道。
在这样的战斗中，什么最重要？
机动力。
是的，机动力很可能是自己能否在晋北取得战果的最关键因素，起伏的山道既让自己的行军变得不便，但也同样让潜在叛军们的串联和沟通也变得不变，而且自己作为穿越者还充分掌握了先发制人的先机，这就会给破虏营利用机动优势，逐次击破敌人创造优势。
但前提是，自己确实要在骑兵并不多的情况下，在战略机动力上要比潜在的几个敌人都更快。这能否做到呢？
至少现在做不到，因为现在的破虏营，战兵们的包袱还是太重了。他们现在依然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安营扎寨、转运粮草，甚至在辅兵人手不足时充当搬运物资的民夫，这些事情都会消耗他们的体力和精力。
所以，我才会打算设置一个工兵部，来负责所有影响机动力的‘包袱’！辎重运输、安营扎寨、工事修筑、伤兵救护……所有这些后勤援护的事，除了必要的战地工事修筑外，都将从战兵的日常职能中剥离出去，最大限度地解放战兵们的体力，让他们在短期内哪怕用腿都能进高强度的长距离行军，配合己方的精锐骑兵形成轻快犀利的打击力量。
除此之外，工兵部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也承担一个‘新兵营’的职能。所有新兵，无论未来是当战兵还是辅兵，都必须先在这里，学会最基本的队列和军纪，磨掉他们身上的游民习气。训练合格后，再进一步补充进战斗部队。
如果说编制调整和增设战兵营主要还是李来亨在军事上的考虑，那接下来他考虑的就是自己绝不能仅限于当一个能打的战将，到了府谷后，他必然需要去经略地方，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
那便需要一个代表军队与地方官府打交道、甚至在必要时能直接接管政务的机构。
而且军队内部的功过登记、士兵档案的建立、识字教育的推行，这些文书工作，也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统筹。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也离不开这些日常文书工作的支持。
日后，国姓爷在各镇也同样设置了文职的监纪推官、主事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和管理。自己虽然不必要现在就考虑那么深远的事情，但从军政两个角度去设计自己未来的体系是没问题的。
因此，思考了一下后，他写下了新的一点“增设文书机构”。
这个新机构，初步就叫司务处好了，先暂时让方助仁主事吧，到时候再多弄几个书手充实进去，不过也不能让他权力太大了，机制上设置左、右两个文书，左文书让方助仁先当着，另外一个岗位先空着。
然而，李来亨的思考，并未就此停止。顺着将军队的各项职能更加独立和专业化的思路，其实还可以将军队的军纪巡查、武艺训练、阵法训练、日常考核职能的一部分与常规的军官体系相分离，设立没有正式官职都有实际职能的差遣岗位。
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是在逾制的边缘踩线了，但是既然圣上给了他临机专断之权，那自己在这方面小小的变通下，问题应该不大吧。
这里确实还藏了他一个更为隐秘的野心，可以趁机建立一套直接向他个人负责的垂直“小系统”，虽然他不愿意走到那一步，但真到了某些关键的节点，他要确保自己的军队能完全忠诚于自己，
他再次提笔，写下了最后一点“新设差遣制度”，随后又翻到纸的反面，思索片刻后，依次写上了军正、督军、都排使几个新职位——
军正：不隶属任何司、部，巡查全军风纪，拥有随时随地惩处违纪行为的权力。
督军：专门负责各部的武艺、骑射等战斗技能的训练与考核。他可以直接插手各部的训练事务，并将其考核结果，直接上报给他。
都排使：负责全军的行军布阵、队列操演、以及作战模拟。他将成为这支军队的“总教官”，负责制定全军的统一作战条令。
以上三个职位和方助仁的左文书都直接向他本人负责，在既有的军官体系之外，进一步伸出触手强化自己的绝对主宰地位。
在确认自己已经完全牢记了上面的内容后，李来亨却是就着烛台将这张纸引燃，在一旁默默看着它烧成了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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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明代从太原到保德州的驿道，如图所示，李来亨北上即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