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清明刚过，苏北平原的风里还裹着料峭的寒意。淮安郊区的青砖小院里，王秀兰正蹲在井台边搓洗衣物，皂角泡沫顺着木盆边缘淌下来，在青石板上积成蜿蜒的小溪。
五岁的小阳蹲在门槛边玩积木，先天白内障让他的眼神总带着层朦胧的雾气，却丝毫不妨碍他把木块垒成歪歪扭扭的“高塔”。
“阳阳，看好妹妹啊。”王秀兰甩了甩手上的水珠，朝屋里喊了一声。
小姑子带着三岁的女儿来走亲戚，此刻正在里屋收拾带来的土特产。
小阳“嗯”了一声，小手摸索着抓到块三角形木块，往“高塔”顶上一放，积木哗啦塌了下来。他咯咯笑起来，露出两颗刚冒头的小虎牙。
王秀兰晾完最后一件衬衫，转身想叫儿子进屋喝热水，门槛边却空空荡荡。
木盆里的泡沫已经消了大半，井台上的水桶还在轻轻摇晃，可那个总爱跟在她身后的小小身影，不见了。
“阳阳？阳阳！”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
里屋的小姑子闻声跑出来，两人在院子里转着圈喊，声音撞在斑驳的院墙上，又轻飘飘地落下来，没激起一点回响。
“刚才还在这儿呢……”小姑子的声音发颤，“我就转身叠了件衣服的功夫……”
王秀兰冲进堂屋，抓起墙角的手电筒就往外跑。
春日的午后，村头的土路泛着潮湿的光，她沿着田埂一路狂奔，呼喊声惊飞了麦田里的麻雀。
丈夫李建国在镇上的建筑工地打工，她哆哆嗦嗦地摸出老式翻盖手机，按键按了三次才拨对号码。
“建国，阳阳……阳阳不见了！”
电话那头的锤子声戛然而止，随即传来重物落地的闷响。
半小时后，李建国骑着沾满水泥灰的摩托车冲进村子，车把上还挂着没来得及卸下的安全帽。
他通红着眼睛把摩托车往墙上一靠，抓着王秀兰的胳膊嘶吼：“怎么回事？你怎么看的孩子！”
“我就洗了件衣服……”王秀兰瘫坐在地上，眼泪混着泥土糊了满脸，“他眼睛不好，平时都不往外跑的……”
那天下午，整个李家庄都动了起来。乡亲们放下手里的农活，举着锄头、背着竹篓，在麦田埂、河岸边、废弃的砖窑厂里一遍遍搜寻。
夕阳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却没能照亮任何一个能藏住孩子的角落。
李建国骑着摩托车把周边三个村子转了个遍，车胎爆了两次，他就推着车继续跑，直到深夜冻得说不出话来，才被邻居硬拽回村里。
派出所的笔录做了整整一夜。王秀兰反复描述着儿子的模样：穿蓝色灯芯绒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裤子膝盖处有块补丁，是她用缝纫机扎的；因为白内障，孩子看东西总爱微微仰头，笑起来左边嘴角有个浅浅的梨涡。
“他不会跑远的，”李建国攥着民警的手，指节泛白，“他怕黑，天一擦黑就得找大人……”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寻人启事贴满了周边乡镇的电线杆，电台播报的寻人信息播了又播，小阳就像被春日的风卷走了一样，杳无音信。
王秀兰把儿子的小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边，夜里总觉得能听见他喊“妈妈”。
李建国辞了工，揣着攒下的几千块钱，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外漂泊。
他去过徐州的火车站，在南京的地下通道睡过，甚至跟着拾荒者队伍在上海的垃圾场里翻找过——他总觉得，儿子可能被好心人收留了，也可能在哪个角落挨饿受冻。
2008年春节，别人家张灯结彩，李建国夫妇守着冷锅冷灶。王秀兰把小阳的照片摆在桌上，倒了杯白开水当酒：“阳阳，爸妈在找你，你别急……”话没说完，就趴在桌上哭得撕心裂肺。
这一找，就是十八年。
杭州救助管理站的宿舍里，二十二岁的阿明正对着镜子练习系领带。浅灰色的衬衫是社工小王姐姐买的，领带是上周爱心企业捐赠的物资。
他指尖有些笨拙，反复系了三次才打好一个歪歪扭扭的结，镜中的青年眉眼清秀，只是左眼的瞳孔比常人浑浊些，那是先天性白内障留下的痕迹。
“阿明，准备好了吗？”王思文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带着轻快的笑意。
她推门进来，看到镜子前的青年，忍不住夸道：“真精神！今天跟我去个地方，说不定能帮你找到家人呢。”
阿明转过身，脸上露出腼腆的笑。他记不清自己是几岁来的救助站，只记得刚来时总在夜里哭，是小王姐姐抱着他，哼着不成调的儿歌哄他睡觉。
这些年，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换了好几批，只有王思文一直陪着他，从扎着马尾辫的姑娘变成了眼角有细纹的母亲。
“小王姐姐，我们去哪里？”他的声音带着点含糊的口音，这是多年来在不同地方辗转留下的印记。
“去见我的偶像，”王思文眼睛亮晶晶的，“她是个主播，粉丝可多了，说不定有人认识你呢。”
阿明点点头，乖乖跟在王思文身后。
他知道“主播”是在手机里唱歌说话的人，小王姐姐总在休息时看一个叫“吕十七”的主播直播，屏幕里的姑娘梳着高马尾，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唱歌时眼睛像盛着星光。
吕安禾的直播间设在杭州的一栋写字楼里。推门进去时，她正在调试麦克风，奶白色的毛衣衬得皮肤很白，看见王思文带着个青年进来，立刻站起身：“王姐，你可算来了。”
“十七，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阿明。”王思文拉过阿明，轻声介绍，“阿明，这是吕十七姐姐。”
阿明有些局促地低下头，手指绞着衬衫下摆。
吕安禾注意到他左眼的异常，笑容放得更柔和了：“阿明你好呀，别紧张，就当是来朋友家玩。”她转身从桌上拿起一盒草莓，“刚洗好的，尝尝？”
鲜红的草莓递到面前，阿明犹豫着接过来，小声说了句“谢谢”。
王思文在一旁解释：“阿明是我们站里的老住户了，从小就查不到身份信息。他记得自己好像叫‘阳阳’，老家可能在苏北，对青砖瓦房和井台有印象……”
吕安禾认真听着，指尖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她刚做主播两个多月，从最初在屋里对着手机唱歌，到现在拥有一千五百万粉丝，靠的不仅是清亮的嗓音，更是一股不肯服输的韧劲。
粉丝总说她身上有种“野草气”，不管遇到什么难事，第二天总能笑着出现在镜头前。
“王姐，你把阿明的信息都给我吧，”吕安禾打开电脑，“照片、模糊的记忆点，我都整理一下。今晚直播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说这事。”
王思文眼睛一亮：“真的？太谢谢你了十七！我们找了这么多年，就差最后一把力了。”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阿明不同时期的照片，还有一张写着模糊记忆碎片的纸：“记得院子里有口井，妈妈总在井边洗衣服；家门口有棵大树，夏天会结绿色的果子；身上曾有块蓝色的外套……”
吕安禾把照片一张张扫进电脑，目光落在阿明五岁时的照片上。小小的男孩穿着洗得发白的罩衣，站在救助站的滑梯旁，眼神怯怯的，却努力想挤出笑容。
她心里忽然一揪，抬头看向阿明：“你想找爸爸妈妈吗？”
阿明抬起头，浑浊的左眼里闪过一丝光亮，又很快黯淡下去：“想……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他小时候总做一个梦，梦里有个女人抱着他，身上有肥皂的香味，可醒来时只有空荡荡的床铺。
“会找到的，”吕安禾肯定地说，“我们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