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大军拔营启程。行军途中，李来亨特意将陈国虎召至身边，与他并辔而行。李来亨向他请教了《纪效新书》中提及的一些前哨旗语，如“遇敌情紧急，则力摇红旗；敌情稍缓，则力摇黄旗；见敌人马众多，则力摇青旗；敌人马稀少，则力摇白旗；若遇山川险阻，须择路而行者，则力摇黑旗。”
陈国虎于此类旗号颇为熟稔，应答间更补充了许多边军惯用的口令暗记与手势信号。因《纪效新书》于骑兵战法所述未详，李来亨遂着重与之探讨明军骑队之战术特色、马匹日常养护与长途驱驰之要点，以及斥候如何规避风险、侦获敌情的诸般技巧。陈国虎自是倾囊相告。李来亨闻之频频颔首，只觉对这时代骑兵的运用，又多了几分切实的理解。
当晚宿营，李来亨见孙有福分派完明日的粮草后，二人就在堆放着火药和炮弹的辎重车旁，借着微弱的火把光芒，低声讨论起来
李来亨详细询问了营中铁匠、木匠、裁缝、医官、弓匠，以及专门负责火药引线制作维护的“火药线匠”、负责火药储存保养的“火药匠”、负责鸟铳火炮等大型火器修理的“铳匠”等关键后勤技术人员的配备情况。
孙有福苦笑道：“都尉，您说的这些匠人，除了方书办那里有几名随军的郎中和负责缝补军服的裁缝外，其他如铁匠、木匠、弓匠，营中目前是一个也无。至于火药匠、铳匠，倒是有几个学过些皮毛的辅兵，能做些简单的保养维护，但要说专门的匠人，也是没有的。这些专职匠作，都集中在侯爷的亲军老营里，轻易不会下放到各营。”他顿了顿，又道：“不过，以我营目前近千人的规模，一般也用不上这些专才，唯待日后扩军，少将军得以独当一面时，眼下之后勤技力，确然捉襟见肘。”
李来亨点头表示认同，“嗯，日后若有机会，还需从各处选拔或招募些有手艺的匠人才是。”他又问及火器的运用：“《纪效新书》中言，鸟铳之放，以四人为率，一人装铳，一人点放，二人传递。我营中火铳手，是否也依此法操练？”
孙有福答道：“戚少保所言，乃是万全之法。不过，如今的鸟铳，比起戚少保那时，在装填和击发上，已略有精进，倒也不必拘泥于四人之数。寻常操练，两人一组，一人负责装药填弹，一人负责瞄准击发，亦是常见。只是……我营中火铳虽多，但真正能熟练操使之人，还是太少。且火药消耗甚巨，平日操练，难以尽兴。”
李来亨听罢，陷入沉思。营中火器数量虽多，但合格的火铳手和炮手不足，后勤保障也捉襟见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火器的威力，确实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拍了拍孙有福的肩膀，道声辛苦，心中却已有了些初步的计较。
他与李能文此数日间亦多有交谈。对这位自山海关尸山血海中挣命出来的老行伍，李来亨心怀敬重与探询之意。其所提问题，亦更侧重于临敌布阵之实策。
“李部总，”李来亨问道，“《纪效新书》中，戚少保主张将长短兵器、火器弓弩等混编于一队之中，称之为‘花队’，以求攻守兼备，变化灵活。不知依李部总实战所见，此法与我军中常见的‘纯队’，如长枪队、火铳队相比，孰优孰劣？”
李能文闻言，他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声音依旧沙哑：“都尉所言‘花队’，若操练得法，将士用命，自然比‘纯队’更为灵活多变，无论攻守，皆能应付自如。”
他顿了顿，语气中带上了一丝苦涩：“只是……此法有三难。其一，结阵变化繁复，非久经操练不可；其二，队中各色兵种需配合默契，非同袍生死与共、心意相通者不能为；其三，对各级将官的指挥调度能力，要求极高。这三难，莫说如今的顺军，便是当年的……伪明边军精锐，也少有能完全做到的。”
他指了指自己身后那些面带风霜的士卒：“便以我部为例，山海关一役，伤亡惨重，十不存一。如今补充进来的，多是新兵或残部合流。若想尽快恢复战力，最稳妥快捷之法，便是以‘纯队’为基础，分门别类，加紧操练。先求阵型稳固，令行禁止，再图其他。”
李来亨深以为然，李能文的分析，切中要害，也符合他对自己部队现状的判断。但他心中又有了新的想法：“李部总所言极是。不过，我亦在思量，是否可让各‘纯队’士卒，在精熟本职兵器的同时，也兼习一两样本事？譬如，火铳手在射击之余，亦能熟练使用短刀腰牌自保；长枪手在结阵之外，也能粗通弓矢之术。如此，即便某一兵种受损，亦不至于全队瘫痪。再者，临阵之时，也可将不同类型的‘纯队’加以组合，编成具备复合战力的大队，以应对不同敌情。”
李能文听罢，眼中第一次露出了明显的思索之色，他斟酌了一下措辞：“都尉此法或可一试，不过做到这两样都非一时一刻之事，而是要勤加训练方可落实。我军既熟悉刀枪之法、又箭术娴熟的老兵并不少，但就我个人经验，刀枪练起来也许3个月就够了，箭术要是摸不到窍门怕是练一年都效果不佳，若想加快训练进度，那就非得二日一操不可，且须尽力使士卒得肉食补充；至于让各队互补结阵，除了多加合练阵型外，最好各队队长本就是默契极深的弟兄袍泽，结阵时方能不相互掣肘。”
李来亨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军队的奖惩、后勤、军令、训练、阵法本就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某些无脑小说妄图单单通过对某项军事科技或军事技能的提升就能短时间内快速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想法明显是不可取得。自己想要将这支军队练成另一个灵魂李然意图对标的那支钢铁之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诸般经验老到之军官一番番深谈下来，李来亨只觉豁然开朗，许多先前于书卷中苦思不解之疑难，顿然冰释，同时亦对麾下诸将之性情、能耐有了更深体认。
到了夜晚宿营，李来亨便会雷打不动地在营中开设“夜课”。这也是《纪效新书》中戚继光极力倡导的做法：“每晚士兵归伍，甲长会集本甲，查点人数，念禁约一遍。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甲长一句一句教他念熟，必使人人熟记，犯者不恕。”
李来亨便以此为蓝本，一方面，他让方助仁将《纪效新书》中关于行军、扎营、训练、作战、奖惩等方面的军法条令，摘抄出来，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解释，他计划后续将这些内容在军官中宣讲学习，并逐步向基层伍长、什长推广，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套更简明、更符合自己部队实际情况的军规纪律，但目前方助仁摘抄的版本，于他看来仍嫌文气过重，还有待进一步的简化。
另一面，他亲自主持，由方助仁具体操持，自各部抽调些许年轻识字士卒，及有向学之心之老兵，教其认读基础军令、地名、数字及常用字词。
在这一过程中，李来亨也惊讶地发现，明代普通民众的识字率，似乎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不堪。因为科举制度的深远影响，许多人即便家境贫寒，也或多或少接触过一些开蒙教育，而明军的边军体系在彻底崩坏前也是会教士兵认一些简单的军令，因此营中能认得几百个常用字的人不在少数，只是大多停留在“认”的层面，会“写”的不多。
而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往往是那些年纪稍长、约莫在万历年间出生的老卒，识字率反而相对较高，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稀还记得幼时上过几天私塾或村学时的情景。
反倒是像赵铁正这样天启、崇祯年间出生，成长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年代的年轻人，文盲的比例更高。从这个角度看，孙有福那样能读写大半《三字经》、《千字文》的年轻人，确实算得上是军中难得的“知识分子”了。
除了识字，李来亨还会给士兵们讲些小故事。他起初讲得最多的，还是祖逖北伐中原、张议潮收回河西、岳武穆壮志难酬这些传统意义上忠勇报国、舍生取义的英雄事迹，试图以此来凝聚军心，提升士气。不过讲着讲着，他也慢慢察觉到了讲这些故事背后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跟大伙讲这种英雄抗击胡虏的故事，大伙都一致觉得英雄好、胡虏坏，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觉得那些跟英雄们做对的朝廷太混蛋，但是问大伙自己跟这些英雄事迹间有什么关系，似乎又都懵懵懂懂隔了一层，而且这些故事伪明也讲，伪明时期甚至宣传为了抗击胡人，大伙就该忍受俄肚子打仗，那到底该不该饿着肚子抗鞑，李来亨觉得不该，但他现在自己都没法说清这事。
二是大顺和伪明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大顺讲抗胡，但是伪明也讲，而且纯论抗击胡人，从实际上来说明廷在之前的十多年里确实是实际上的抗清主力，有时候一些出身明边军的老兵听完这些故事后，眼神便显怪异。因此他不得不把水浒传里英雄好汉们被官逼民反、济富济贫的几个故事也杂糅进故事集里，效果确实还不错。
但这次是李来亨自己不由得要多想了，到了明末这个时代，因为之前已经有了陈胜、张角、黄巢等诸多案例，甚至明太祖自己就是造反出身的，贪官污吏混蛋后人民有造反杀官的权利，属于虽然书上还是大逆不道，但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种社会共识，哪怕伪明朝廷，稍微要点良心和脸面的官员一般也都承认造反的大多数人“亦朝廷之赤子”。
问题是造反之后怎么办，除了求诏安外没有第二种成体系的叙事，甚至在大顺内部这种思潮依然根深蒂固。
你问永昌天子自己为什么不受诏安？自是不同的！那是因为永昌天子自己也是承天运之人，多次大难不死证明他合该承接天命登基为帝。
那些投降过来的明军官兵很多依然不是真的认同大顺“奉天倡义、替天行道”的政治主张，而是认为天运有变、神器易主，自己早投新主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传统道德观叙事的。
那如果后面永昌天子不能证明自己有天命会怎么样？再退一步，就算大伙因为民族大义不会去投效鞑子，那南面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开国招牌就是“驱逐鞑虏、收复幽燕”的残明政权，真到了那个时候，大顺的旗号还能再打多久？想到这一层后，李来亨忍不住叹气，连自己之前以为倚靠穿越者的知识最没有问题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今想来，都是如履薄冰般困难重重。
在夜课讲故事的间隙，他也常常与士兵们拉家常，询问他们的疾苦。当了解到许多士兵因为连日行军，对单调的伙食多少有些怨言后，他还是让人设法从沿途村镇采买或“征集”一些蔬菜、豆子，隔一天增添顿肉食，给大家改善伙食。倒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让士兵们直接感受到了来自上官的关怀，军心因此安定了不少，短期之效，反较其纯做思想功课为著。
不过，在与士兵们的闲聊中，李来亨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不安的苗头。特别是那些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士兵，因为近来不断有家乡失陷、亲人遭难的流言传来，加之大军前途未卜，军心浮动得尤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