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近代落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答案不够，缺少了重要的内容。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将近代中国文化失去先进性的原因怪罪到古人头上，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开罪；任何一种进步，都不是一个英雄的能力；妄想让一位神明赐予所有的美好生活，神明也不会因为无聊的祈祷而降福于人；人唯一靠得住的只有自身。中国文化从有记载来看，基本成型于周代，周代的文化是理性的、平实的，并且借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而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完备的世界观了，它的发展逻辑，理应不断从淳朴和简约走向清晰和复杂；我相信，中国文化并未缺少任何内容，之所以在近代落后，是因为中国人并没有自求多福；所谓福是自己求来的。我国的哲学理论虽然不断地发展，却走了一条弯路，没有直接走西方的理念世界的另一条路，而是通过不断地思考，找到了一个具有秩序的本体。虽然绕了一个大弯路，但是我们确实还是一步步走过来了，尽管孔子想要避免人们谈论性与天道，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弟子又评价孔子说“子罕言性与天道”。
人的一生区区百年，弹指一挥间，匆匆就过去了。尽管人的生存不过是过的完满且善良、自在；可是人做不到啊。来自人类本性中的恐惧感，使得人无法不去追求最根本的问题，幸福问题、自由问题、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可都是天道的问题啊。没有人抵制的了这种诱惑；思想变得越来越复杂，却不一定变得更加好，反而是各种的执迷和陷入。人的根本在于了解根本，可是兜兜转转，停留在某一件小事上的人很多，从而失掉了大体。我认为，所谓的圣贤是通晓了性与天道，从而贯彻了一切的用的秩序。从这一点上，我是相信循环论的；毕竟数千年来，也只有不多的人能理解到这一层次和高度，并能在外王境界上有所表现。然而，从现实的发展上，我却相信进化论，因为现象的组织能力是需要更好的揭开的；科学的方法，就是揭开这种使用的次序性；而生活中还有大量的事情，并没有揭开这生活的方法，将这些方面弄清楚的方法就叫做哲学；而弄清楚的组织方式就叫做科学。庸人必然是要追求所有的可能性的，如果不追求用的超越，他们就没有那样的体系建构，他们的心中就总是有疑问，而汉代到清代的大多数人却是没有看懂这个天道的力量，所以他们孜孜不倦地理解着这个社会的现象，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力量。纵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聪明如此，发现了理念世界和形而上学，却止步于此信念。相比之下，我国的圣人的概念却比西方称为哲人拥有更高的境界，圣人所能理解的，是一个明隐的本体；而哲人只能理解有差别同一的本体；圣人涵盖认识论、本体论；哲人却必须要使二者分开，尚有不能通透之处。
在历史上，孔子重视“仁”的学问，归根揭底，是要将人与人的关系解释清楚，而“仁”由两个人表示，这就说明，孔子要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为核心概念，进而扩充至亲人、全体人的相处关系。两个人必然是不同的，相处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孔子不谈一个人，而指出两个人，这就说：孔子相信人虽然是一个类，但是却是内部不同的。向上延申，孟子所谈的人性论，实质上再讲一个人的道理，也可以称为“性”。一个人虽然是一个个体，却生长出不同的倾向和枝桠，因此了解“人”就能知道，“人”是左右两极汇聚到中间，这就叫做中庸；人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走一个极端，而要两条腿走路，在极端的变化中用辩证地方法走出来一个中庸。“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辩证法。告子说，“生之谓性”；孟子则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性，“仁，人心；义，人路”，这就是说孟子将（人心所生之人路）这一过程当作性；而孟子将仁解释为人心这个结果就容易使人误解孔子本身的“仁”，我认为，孟子这个人心，应该更加类似王阳明的良知，更加类似人的中庸辩证走路之道。可是，不幸的是，孟子没办法表述这个词汇，只能静态地解释为不动的人心，可人们忘了，人心从来都是运动的。这样，我相信：性就是“人”的天然发动的良知，而天道就是“性”的天然发动的各种合理行为。然而圣人之间能够彼此纯善互助，可庸人却无法保持这种至善；多数人弄不清自己的本性，从而也胡乱地使用和学习，最终陷入了一种生存的困境和内在的焦虑，贪恋某一个事物，而不能从容的抽身，被事物所奴役却无法克服这种困境，只能寄希望于更高一级的本体什么的。
仁是儒家对社会的答案，这个答案要求发挥人自身的良善本性；可是从汉代到清代，这个答案不仅没有演绎好，甚至在1840鸦片战争开始之后，竟至于说这个答案大错特错！说这个答案是不够的！需要“民主”“理智”的答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诚然，无知的民众因为生存处境凄惨，就可以借由树立人人最熟知的、最常见的、最可以归罪的靶子激起群众的愤怒情绪，以至于山呼海啸，压倒一切的既得利益。然而，现在我们却要反思，为什么孔子、老庄给出了完美的生存答案；而汉代到清代竟没有演绎好这个答案，那么究竟该怎样保持先进性呢？
这个答案，就在我们的内心之中；无论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群”、司马迁的“发愤作为”再到唐宋孜孜以求的“理”，“性即理”、“心既理”，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内心的答案，从内心到思想的贯彻和从身体的力行到对外界的改造；这一由内而外的变化使得我们去解释着任何事物，使得任何新事物的发生，都能让我们有所觉悟，并且因时而动，给出最先进的答案。
保持先进，最终要完成一种自我教育，这种教育意味着“德性的唤醒“和“道德本心的修养境界”，“德”是一个大问题，不应该局限于伦理领域，更应该往“天性”的匹配上着手；为此，更应该包括——理性的知识、情绪的欣然自洽、意志的先进选择；如此才能“以德配天”，否则就会“德不配位”从而有殃灾和落后的风险；先进意味着受到尊敬与成功；落后意味着受欺凌、挨打、沉溺、失去了自己的道路了。
哲学的思考带来了语言中的词汇；没有相应的哲学，就不可能有相应的语言；哲学是对人性的拆解；一种哲学对应着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这目的和道路必须要依赖着词项而存在，否则就无法表征自身的人性，哲学先是接纳了全部的现实事物作为基础的词项，从而开始超前地寻找词项的源头，究竟能否找到天然的事物源头？这是一个自然问题，而找到人心中词项的源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不妨将康德的哲学思想还原到现实的程度，先验结构就成为了人本身。就如海德格尔说到的，人是被抛于世上的存在；而现实的人作为天然的事物，一方面被天然事物自然产生的观念和意识所规定，一方面又被天然的形体所规范；人心中的词项产生的源头，正在于人本身既是天然的人，又是自我生成的自然的人。因而，我们不能把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分开，把灵肉矛盾分开，因为“人”这个历史主体就是不断在生成自身，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人这一个类”的天然性和“小我”接替和发展的自然性共同构成了“人性的先验结构”。
“人性的先验结构”从一种接受的哲学开始，意识到天然的力量，而物质的力量就在于它确确实实就是物本身！物本身有自然效果，如火能灼烧、水能流淌；这些天然物本身就同时具备了“天然性的先验结构”，人作为天然物的其中之一，实质上也同时具备着自然素质。人作为这种天然的呈现者，作为一种历史的主体能动者，必然要形成词项依赖；人处在本体之中，处在世界之内，先是呈现了一种自然的观照，而后呈现了天然物的神秘本性；在愈渐发展中，创造了使用，形成了活的劳动；这种天然不再是观照的、随机的，而是在人的天然性下呈现的词项以及使用。这样，我们先是在人的类层次上，谈论人性；而后在人的个体层次上，谈论人性；人的这种天然的呈现性就是神性，天然地呈现了本体，仿佛道德之镜、知识之镜、意志之镜。
这样人作为一种呈现者，它怎样有自己的主动性呢？对呈现本身的呈现也是一种极重要的；而这就代表着人类的主动性力量；即使在后来出现机器人，人作为全部事物的呈现作用并没有发生变化。内耗是种过度的呈现，当这种过度的呈现超过了现实的全部状况，我们就可以相信做一种预见性，对于所有的客体来说，这就是一种无理由的预见性；而对于没有掌握到当时全部情况的“小我”来说，这种预见性就可能被理解成一种预言。
从这个角度上说，逻辑学和思想史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没有经过历史的锻炼，必然总会陷入宿命和虚无的漩涡。
人不可能在至善的具体状态下达成一致，但可以在有个至善上达成一致。人不可能在至恶的抽象层面达成一致，但会把具体的恶都当作恶。
人在现实中有着无穷的欲望，也有在理想向善的冲动，这些都是天赐予人的。人为了达成共识，必须要依靠现实的形象；只有依靠着形象，人才能交流彼此的思维，于是词汇就有了现实的交汇点。人是独化的，有纯粹信念而非信仰的，当两个人的信念凭借着现实的某个形象里达成共识后，彼此的思维世界就从抽象逆转为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