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师成要报复沈括以及家属还真不怕新党会为其报复，因为沈括同样也被新党所嫌弃！
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和复相之后，王安石从此对沈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宋神宗对沈括的才能仍然十分欣赏，但王安石以及新党中人对沈括则十分不满和不屑，王安石甚至多次当着宋神宗的面骂沈括是“壬人”（小人）。
宋神宗提出要沈括主管兵部，王安石当即表示反对，说“沈括壬人，不可亲近”。宋神宗说，沈括这个人真的很有才，可惜啊。王安石接着说：“陛下试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与（沈）括谋之，括必尝试。陛下若谓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为奸矣。”又说：“小人所怀利害，与陛下所图利害不同，不可不察……陛下安可与此辈谋事，言国家之利？”
另一名新党核心人物吕惠卿，也是大肆打击沈括。连宋神宗都说，吕惠卿“每事必言其（沈括）非”。
前面就说过，沈括这个人的性格是有缺陷的，属于那种技术性人才，性格偏于懦弱，不是那种敢于坚持原则当面顶着干的那种，属于被领导型，从以下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
沈括的第二任妻子张氏，淮南官吏张蒭之女，骄蛮凶悍，经常责骂沈括，甚至拳脚相加；在秀州时，张氏还常去官府控告他。有一次，张氏发脾气，竟将沈括的胡须连皮带肉扯将下来，儿女们抱头痛哭，跪求母亲息怒。在张氏的虐待下，沈括在定居梦溪园的第四年生了一场大病，此后身体越来越虚弱，常自叹命不久矣。
张氏暴病而亡，友人都向沈括道贺，恭喜他从此摆脱了张氏的折磨。而此时的沈括却终日恍惚，精神已频临崩溃，一次乘船过扬子江，竟欲投水，幸好被旁人阻拦。不久，沈括也因病离开人世。
在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古代，沈括被家暴也只能忍气吞声，由此可见沈括性格的懦弱了吧。
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沈括与副使种谔奉诏条陈制夏方略，提出进取横山以筑城、以地理优势直接威胁西夏的战略主张，宋廷派给事中徐禧前往鄜延路节制军事，共同申议。
七月，沈括建议筑城石堡、种谔提议银州、徐禧主张永乐埭，终定为永乐城。
八月，神宗降诏徐禧总领筑城事宜，命沈括将帅府移到边界，以接济军用物资和救援。
十四日后筑成，徐禧令景思谊领四千人镇守，率余部返回米脂。
九月九日，西夏出兵三十万攻永乐城，曲珍忙报知徐禧，徐禧统兵两万五千往援，令沈括留守米脂。由于兵力相差悬殊，宋军失利，夏军乘胜围城，截断水源，永乐城危在旦夕。沈括率兵一万前去支援，被夏军阻在永定河岸；又羌兵八万袭击绥德，沈括权衡利弊，决定舍永乐而保绥德。种谔因反对筑永乐城遭徐禧排挤，心怀旧恨，遂以守延州为名拒绝出兵解围。
九月二十日，永乐城失陷，徐禧、李稷、高永能、李舜举等殉国，折官两百三十人，损兵一万两千有余（永乐城之战），谋取横山的计划宣告失败。
沈括作为一路帅臣，在明知永乐城“路险而远、不利协防与救助；且地理位置险要，敌军必争”的情况下，不坚持己见，而选择迎合徐禧，对永乐城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十七日，宋廷以沈括“议筑永乐城，敌至却应对失当”为由，贬为筠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
有些人对敌人强悍勇敢，但对熟人（包括同事、亲人等）态度软弱，这便是沈括的写照。
面对辽人的凶悍，沈括的回应是：“今北朝利尺寸之土，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此遗直于我朝，非我朝之不利也。”我大宋爱好和平，但也绝不惧怕战争。如果你们一定要背信弃义，撕毁条约，那就来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怕你们辽国的百姓也未必就喜欢战争。
面对悍妻，上司，沈括是一退再退！
看到这里，大家也应该知道沈括就是人们口中的那种老好人，这样的人一般不会主动去陷害他人，这也是作者分析沈括背负了千年骂名的告密事件是出自新党授意。
而沈括之所以不容于新党，也正是这样的性格导致。
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期间，沈括作为当时新党的得力干将，对新法的一些措施提出了异议。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罢相，吴充继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沈括到丞相府汇报政务，吴充问及免役法，沈括建议减免穷人的役钱，吴充赞同并上疏汇报给神宗。十一月，沈括再次上书要求减免下户役钱，并建议朝廷将旧有的差役法和现行的免役法有机结合起来，实行“差雇并行”。
免役法是新法的重要内容，规定所有人出钱代替原来的服徭役。但沈括发现其中有个问题，穷户原来是不用服徭役的，但新法铺开后，他们也要交钱代替服役。所以沈括上书吴充，希望能修正这个问题，免去穷户纳役钱的负担。
沈括以科学家严谨的眼光，发现了免役法的问题，批评都很有针对性，也很到位。
但是高智商低情商的沈括忘了这一点，你这个观点是在王安石被罢相后提出来的，这是新党万万不能容忍的。
熙宁十年（1077年），侍御史蔡确以依附大臣（吴充）、越权言事（免役法归司农寺负责）、前后态度不一等理由弹劾沈括。
七月，沈括被罢去三司使、翰林学士，贬为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
元丰元年（1078年），神宗打算起用沈括为知制诰、知潭州，蔡确再次上书，指责沈括“反复无常、附会大臣，被贬不足一年，不宜擢升”，诏命被撤回。